1919：中國、印度、埃及和韓國，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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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1919年國際社會的西方書寫中，焦點全部是在巴黎和會，也全部側重於強權之間的交易、歐美諸國（談判主角）的各自優先事項，並藉此重建以西方為中心的一戰之後的國際秩序。然而，本書力圖去掉歐洲中心論的濾鏡，給1919年的國際世界重新打上燈光。在1919年，從埃及、印度、中國和韓國等殖民地世界中所浮現的歷史，存在一個「威爾遜時刻」。也就是威爾遜總統的主張，強調無論大小，人民都有權利以自決的方式建立民族國家。

威爾遜因此代表了一個正面的、理想化了的美國形象。而1919年，意味著一種國際關係的轉換，從「舊世界」過渡到「新世界」，從帝國的時代過渡到民族國家的時代。當他發表「十四點和平原則」並決定親自前往歐洲時，他似乎已經準備好要把世界帶往國際事務的新時代。

本書講述了四個新崛起的國家對「威爾遜時刻」的回應。印度、埃及、中國、韓國，這四個國家的精英，以新興的民族認同的概念去推動自己的主張，尋求自決。一九一九年春，幾乎在這四個社會中同時爆發了反帝抗爭：中國是五四運動，印度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，埃及是一九一九年革命，韓國是三一運動。

1919年，甘地還堅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國內，為什麼到了1920年便發對，並發起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？中國的五四運動背後，列寧和威爾遜誰的影響比較大？為什麼在追求民族自決的道路上，列寧取代了威爾遜的位置？中國的五四運動實際受了韓國的三一運動的影響，你知道嗎？本書講述了李承晚、胡適、顧維鈞、甘地、札格廬勒的故事，這些精彩的反殖民民族主義分子的故事，穿插在1919年春天爆發的這些大型抗議運動之間，並在觀念和歷史的國際脈絡中演進。

以往中國近代史對五四運動的解釋，只是簡單提及它由巴黎和會的失敗所引發，迅速把矛頭指向反帝。卻很少討論它的意識形態來源（恰恰也是帝國主義），更不大提及它是全球大潮在遠東礁岸的餘浪，內部讀者幾乎不知道五四運動有如此廣深遠泛的國際脈絡。

然而，「威爾遜時刻」最終以羞辱性的崩解告終，其承諾逐漸消退，帶來痛苦的幻滅。但，即便如此，1919年開啟了國際關係中「威爾遜世界」之門，組建的國聯演化成後來的聯合國，達爾文式的國際秩序逐漸讓步給以法律、條約所維繫的世界新秩序，大量民族國家從帝國中解放，逐漸獨立自主，而這波民族國家誕生的潮流一直延續到今天還沒有終結。